我姓常（shang），单名一个常(cháng)字。正如名字一样，我简单而且平凡，就像黄土地上一棵不知名的小草，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也没有人在意我的将来，除了自己，还有亲人。
当我推着一辆老式飞鸽牌自行车，踌躇满志地走进县政府机关大院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终于吃上“皇粮”了。那时那刻，内心深处，除了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更多的是，我想把参加工作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事写下来。说实话，没想因此而成名成家，没想因此而大富大贵，仅仅是为了打发一下茶余饭后的时间，还有，给自己留点念想。将来的某一天，搬把躺椅，一边享受着日光浴，一边把这些文字拿出来翻一翻，和留在脑海里的那些过往拼凑在一起，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我的经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和千千万万黄土地上的人一样，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没有干过一件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我活得很真实，一直在实实在在的做人，实实在在的做事，假大空是我一直以来的敌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躺倒就能睡着，而且睡得很死。不怕人笑话，经常做梦，而且大都是好梦，多少次梦醒时，嘴角竟会流出哈水来。
闲话就不再多说了，首先，就从我的童年说起吧！
第一章我的童年不快乐
童年是快乐的。鲁迅先生出生的那个年代，多少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但鲁迅先生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先生写的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我的童年不快乐。留在我的大脑里的，多是破败的教室，还有洗了一水又一水的廉价衣服……
说这些话的时候，别说单位里的年轻同事，就是我那惹人怜爱的女儿，也绝不会静下心听我像一个老太婆一样唠叨的。
一
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县城里有个“十月会”。也就是每年十月份，闲下来的人们会拉着孩子，拥拥挤挤的进县城，狠狠地逛一回。我的母亲也一样，揣一两块皱皱巴巴的钞票，骑着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逛回县城，香香的吃碗阳春面，扎回有钱人的势。
记得有年，记不清自己几岁了，还是县新华书店旁边的那个面馆，我和妹妹坐在靠窗的一张餐桌前，母亲排队买面票去了。
排队买面票的人很多，大多都是农村人。当然，也有几个穿着干净的城里人，他们一般都是吃肉汤面，也有吃大肉饺子的。我和妹妹等呀等呀，当我看到旁边桌上的人已经端起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喝着热腾腾的面汤时，心里对母亲那个埋怨呀，真恨不得跑到母亲面前，用自己脏兮兮的小手，在她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大红棉袄上狠狠地摸几下。
终于，等到母亲把热腾腾的三海碗阳春面端来了。我和妹妹就像现在的农村孩子第一次进德克士店啃鸡腿一样，馋得不得了。呼噜呼噜地吃着面条的样子，到现在我也能清楚地想起来。
邻桌，一对城里的年轻人懒洋洋地吃着大肉饺子。之所以说他俩是城里人，从穿着上就能看出来。女孩穿着喇叭裤，上面窄下面宽，给人一种很洋气的感觉。男孩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发亮的手表，之所以知道那是手表，是因为邻家有个孩子的父亲在城里当干部，手上也有这么一个能看时间的东西。
“吃好了吗？走吧！”女孩柔柔地说。
“好了！”男孩起身拉着女孩，潇洒地走了。
当这对年轻人走出饭店后，我贪婪地向邻桌看去，发现这对年轻人并没有把盘子里的饺子吃完，零零散散的几个饺子散发出的香味，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我痴痴地看着，一次又一次地把口水咽到肚子里，但我没敢过去，因为我知道，母亲是绝不会允许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那么丢脸的事。
“常常！”母亲有些恼怒的压着声音冲我喊了一声。
我不得不收回了自己贪婪的目光，再次大口大口地吃起阳春面来。
阳春面很快就吃完了，面汤上飘着些许油花，一闪一闪的，给人一种想一口喝光的冲动。我很自然地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个麦面馍取出来，一块一块地掰碎，泡在面汤里。妹妹也学着我的样子，把大半个麦面馍泡在了面汤里。餐桌上再次响起了我和妹妹呼噜呼噜吃饭的声音。
看着我和妹妹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极满足地笑着。
“好好念书，”母亲满脸期望的对我和妹妹说，“成了公家人，你俩每天都能吃上大肉饺子。”
我牢牢地记着母亲的这句话。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当个城里人，还要带上母亲来这家面馆吃大肉饺子。每次都剩几个在盘子里，好好扎个势。
二
刚上小学的时候，虽说当时没有义务教育这么个说法，但是，孩子上学只需要交一、两块钱学费却是事实。老师呢，在学生家里轮流吃饭，条件好的家庭，可能会给老师炒两个鸡蛋，当然，老师最后都要付点饭钱。
记得上小学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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