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十一年（公元35年）夏初，魏国两路伐蜀，公孙述和往常一样，遣使前往唯一的盟友东汉处求救。
因为荆北已为魏军占领，使者只能从巴郡翻山越岭，南下武陵，取道沅水，再从荆南绕道，比水路多花了足足两个月。等蜀使匆匆抵达扬州时，当是六七月间，此时，公孙述已坐困成都，离覆灭不远了……
但哪怕求救早来数月，东汉也根本无暇派兵赴援。
汉大司空邓禹奉命主管扬州兵务，大本营已移至丹阳郡芜湖县，邓禹代刘秀接待蜀使。见对方以申包胥哭秦庭的架势稽首流血，诉说唇亡齿寒之理，邓禹只长叹一声，带着蜀使来到烟雨朦胧的江边，望着遥远的江北若隐若现的灯火，对他说道：
“尊使看到了么？”
“看到何物？”
邓禹伸出手一指：“江的那边，是敌人！”
原来，早在去年当阳大败后，东汉主力尽丧于江汉，武德十年秋冬之际，第五伦令岑彭威胁夏口。又遣车骑大将军耿弇，将青徐兵七万、幽州突骑五千渡淮河，兵分两路，西路席卷九江、六安、庐江诸郡,包围合肥城；东路则拿下临淮，迅速逼近到行在江都城外……
彼时,东汉国内空虚,精锐丧尽,已无力控制江北地区，淮南的士族也立刻跳船,杀死汉吏，连夜绣五色旗欢迎魏军。合肥尚有些许抵抗，江都则早被刘秀撤成一座空城,耿伯昭顺利夺取。。
自那以后，魏军便控制了淮南，与东汉隔江相望了。
至今年夏秋,第五伦着手灭蜀，镇守两淮的耿伯昭处也有策应，青徐扬州近十万正卒、屯田兵压迫到长江一线,西起柴桑,东至丹徒,俱受其威胁。
虽然汉军有舟师优势，又有宽阔十余里的江水天险,但以现在的形势，光一个小耿手下兵力就有可能灭汉。防线太长,刘秀不敢松懈,只能调集举国之兵,于江东沿岸广立烽燧侯望，一日三警。
而邓禹之所以将大本营设在芜湖，就是为了保住对岸的要塞：濡须坞。
当阳大败后,眼看第五伦不急于谋取荆南、江东,邓禹“决战江上”计划只能破产，转而进入漫长的防守阶段。
他又上奏说,广陵江都等地,没有好的港湾,且容易被汉军优势舟船袭扰，所以耿伯昭欲造船,肯定会选择在合肥附近的巢湖！
巢湖与长江间,由濡须水口连接，所以这里至关重要,刘秀放弃合肥、江都的同时,却唯独力保濡须口——这里已被邓禹打造成了一座水上要塞，他在濡须山上筑城立关,与对岸七宝山两关对峙，中有石梁，凿石通水，为险关津道，又修筑形似堰月形的坞坝，以挡住魏军舟师冲江。
因为这附近水网密集，山势复杂，小耿就算坐拥十万之师，五千骑兵，也无力威胁濡须坞，他只能忍着这眼中钉，动用两淮人力物力，闷头在巢湖里拼命造船……
为了搞清楚魏军造船进度，刘秀还大着胆子，借着晨雾，乘轻舟深入巢湖观察。魏寨弓弩乱发，不让汉船靠近，刘秀座船一侧中箭太多，偏重倾斜将覆，他竟也不慌，令人调转船头，使另一面受箭，这才让船慢慢平衡过来，离开前还令士卒高呼：“谢耿将军借箭！”
这故事，虽足以说明汉皇刘秀遇大败而不馁，面临危局，仍气定神闲有王者之风，却于形势没有任何裨益。
魏军士气不会因此损减多少，也起不到激将之效：小耿得了第五伦诏令，西线战事结束前，他绝不能主动出击，第五伦还不放心，将御史大夫景丹派来代行扬州刺史之职，作为耿伯昭曾经的老师，景丹能看住这家伙。
于是魏军继续闷头造船，刘秀虽欲遣舟师奇兵袭巢湖，烧毁敌寨，但时值梅雨，江淮一直潮乎乎的，除非油船才能将火点起来，且每次尝试都为魏军水陆夹击，不能得逞。
故而，现在江东只有防守的余力，为了救公孙述再度北伐？就算刘秀开挂打到合肥又如何？远水能解近渴么？
蜀使无言，等他抵达金陵，谒见刘秀后，发出了另一个恳求：“既然江东之兵不能动，荆州的冯公孙将军，能出手么？”
虽然刘秀同意了其请求，但荆州那边也好不到哪去，岑彭入蜀前，留了一半兵力驻扎南郡、江夏，提防冯异北上。加上荆州魏船开始装备小型火炮，冯异连逆流去三峡堵其后路都做不到，只能在江陵、夷陵附近稍加骚扰，意思意思。汉军在水上还能叫嚣，一旦上岸，都被魏国优势守军击退。
冯异的小小支援，已无碍大局，八月中，噩耗从西方传来：“马援兵临城下，公孙皇帝于成都殉国，丞相、太子欲保于南中，于大渡河口为岑彭堵截，悉数被俘……”
“大成，亡了！”刚去完金陵，回到芜湖的蜀使闻言，满心绝望，竟投江而亡。
而对邓禹来说，这个消息，亦足以令他物伤其类。
“魏军目前尚无水上优势，但已与我共大江之险。汉缘江为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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