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家和朱家让本户子弟安心留在军队的如意算盘总是落空。在役士卒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官吏便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勾取两家替役者。
到了嘉靖六年，颜朱两家服役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了，对其中的不确定性深恶痛绝，最后拟定了一份合同，同意支付新兵所有的军装盘缠，以确保新兵坚持履行两家的共同义务。
袁文新的口才不错，他讲述地非常清楚，这普通军户的生活境遇好似放电影一样，在皇帝的脑海里留下深深地印象。
内阁首辅孙承宗则是讲的没有那么多细节，只是给出兵部的统计数据和管理军户的法律。
一家被编为军户，该家庭有义务派出一名成年男丁参军。这名男丁被称为“正军”。每个军户有责任确保本户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名正军在伍。
派出正军的任务没有期限，这是一项永久的、持续的责任。当正军去世，或因为患病、受伤、衰老而丧失行动能力，乃至当了逃兵时，军户就必须遣人补伍。
新兵的驻所远离原籍，有时甚至远隔千山万水。不仅如此，来自一地军户的正军并不会被分派到同一驻地。这是朝廷有意为之，旨在避免同乡士卒一起服役；但也有出于战略上的考量，为应眼前的军事需求而抽调士卒戍守新建卫所。
举例说，位于中原的河南固始县，共有一千七百三十个在册军户。他们的正军被分派到三百五十八个不同的卫所，这些卫所遍及全国各地。
整个军户制度正常运作时，云南一名正军的死亡，会引发勾军的官僚程序，最终导致四千多里地之外的某个河南军户遣人补伍。
孙承宗最后总结道：“陛下，这就好比从深井中汲取，不仅仅是一桶一桶地，也是一滴一滴地抽。”
也不仅仅是当前的大臣讨论问题，来自福建巡抚南居益一封奏疏更让皇帝对军户有更深的了解。
那就是沿海卫所的军户参与对外走私海贸。即使他们没有亲身参与海盗或走私活动，军队的部署模式也决定了他们往往与相关人士有联系。
南居益在奏疏中写道，有被抓到的不交市舶税的走私商人被官府抓起来，然而某天晚上，却被卫所的人劫狱救走了。
明朝这二百多年，官兵参与走私，与外国人做生意，并时而行事如同海盗。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或是推波助澜，或是亲力亲为。他们的长官也没闲着，恣意收受贿赂，对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兵参与走私的动机，与其他走私者没什么不同：要么是生计所迫，要么是怀有野心，要么是投机取巧。然而，南居益提到对明代军户成员而言，还有一些独特的压力、诱惑及好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将他们推入这潭浑水。
朝廷通常为了不让士卒逃军，鼓励士卒在卫所当地安家。理论上各卫所的兵员数量是固定不
变的。每当正军退役，他会回到自己的原籍，同时，原籍的接替者会来到卫所。
施行本地化政策以后，卫所成为士卒及其眷属的安身立命之所，并最终成为他们子孙后代的家乡。人口的自然增长，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明初的一名士卒可能繁衍出一个人丁旺盛的家族。即使再有逃兵，也不一定会导致人口下降，除非祖军的全部后人集体逃逸。
卫所里人口持续增长，朝廷却没有任何制度性机制来适应这一变化。一个祖军无论有多少后人，他们都会被籍入一户名下，该户只需派一人当兵，相应地只能领到一份军饷。
然而，朝廷的官员长期挪用、克扣军饷，干着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士卒拿不着钱粮。
即便是士卒一分不差地领取到个人应得的粮饷，依然无法解决随军眷属的问题。他们也得有饭吃。
人口变化造成一个棘手的局面。朝廷屡次下令，给军眷提供耕地，让他们成为普通农民。百姓的应对之道和朝廷的思路大同小异：军眷要自力更生，他们投入到各行各业之中。
沿海卫所的军户相对于普通百姓，他们更容易接触到船只和航海技术。军户在走私上享有的最大竞争优势在于，负责控制、取缔非法海上贸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戚。
在沿海地区，唯有军户可以合法理由出海，他们要巡逻。能够掌握军队海巡的路线和时间，并有把握当自己被抓时可以靠关系开脱，这是从事走私的巨大优势。
皇帝听完臣子们的介绍，再讨论相关的奏疏，也确实是想办法想得挠头。对军户的改革就如同刮骨疗伤一般困难、危险，相比之下，京营的募兵制显得非常简单。
然而，朱由校心底里明白，就目前大明如此辽阔的疆域，戍守的士卒全靠募兵制，那财政就直接被压垮了。现在辽东的土地俱为大明所有，皇帝开始思索怎么把内陆卫所移民到辽东开发经济，成为大明的依仗。如何制止沿海卫所的走私，朱由校还没有办法，但缓解人口压力可以让他们去台湾垦荒。
内阁首辅鉴于过年时，劝谏陛下不要贪图享乐的事，此时还特意提醒一句：“陛下，您闲暇之时可以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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