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场革命党人内部会议结束，同盟会各位代表走出会议室后，黄兴终于忍不住向着宋教仁抱怨道：“这些革命委员会的代表简直就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为什么你还要附和他们？难不成离开了他们，革命就就进行不下去了吗？”
望着难得失态的黄兴，又瞧了瞧左近并无外人，宋教仁不得不解释道：“事实上确实如此，革命委员会内部虽然有同盟会会员，但真正的主事者却是共和党，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是在同盟会领导下发起的革命。
因此革命委员会想要同我们决裂的话并不会在内部遇到多少阻碍，耿瑾文、姜文卿不正是从前的同盟会会员么？他们现在的态度就表明了，辽东的同盟会会员确实已经自成一体，不会再服从于我们的命令了。
而革命委员会现在虽然没有入关南下，但是他们的选择却比我们大的多，虽说各国列强都有干涉我国的能力，但是真正有能力调动足够力量干涉我国革命的，其实只有日本、俄国和英国。英国是全球霸主，虽然有干预我国之实力，但是其在全球需要保卫的利益太多，因此只要我们不去触动英国在华利益，英国人是很难选择采取直接军事干涉的方式的。
因此，真正有能力调动大批军队干涉我国革命的，只有日本和俄国。但是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涉行动已经被革命委员会所挫败，虽说这也许是俄国在背后支持的功劳，但日本基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干涉我国革命的能力。
而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军队在南满地区的对峙，也说明了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人并不是完全一条心，否则俄国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大举增兵远东，谋求吞下满洲地区。
也就是说，只要革命委员会不突然衰败下去，他们事实上已经牵制住了最有可能干涉我国革命的两大外国力量。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满清，则我们将占据道义上的至高点，满清必败无疑。
但是，北方现在最大的力量并不是满清，而是袁世凯率领的北洋军政集团，如果革命委员会单独和北洋军政集团进行媾和，那么袁世凯将会成为新政府的领袖，而以革命委员会现在立下的功绩和两家联合后的实力，我们根本无从抵抗。更不用说，现在因为陶骏保一案，光复会已经和我们完全决裂。”
黄兴虽然觉得宋教仁分析的有道理，但心里还是有所不忍的说道：“只是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对不住张季直、程雪楼、汤蜇先这些朋友了。而且他们到底是民选上来的，我们内部讨论一下就拿下他们的官职，东南民众会怎么看？”
李书城终于按奈不住说道：“东南民众未必会在意几个都督的去职，他们只在意革命有没有胜利的希望，要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他们也不会支持我们。
至于张季直这些朋友，我们难道还对不住他们吗？浙江、江苏两省都督都给了立宪派不说，他们之前可是连沪军都督府也想一并消灭的。而且我们都把两淮盐政这样的位子给了张季直，难道还抵消不了他们给的那点军费？
耿瑾文说话虽然难听，但是有句话我倒是觉得他说的不错，我们不能老是考虑旧官僚、旧士绅怎么想，也得想想革命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家属怎么想。总不能让革命同志去流血牺牲，但是却请一群旧官僚、旧士绅来坐江山，这样的革命究竟能够改变什么？”
面对自己同志表示的不满，黄兴终于沉默了下去。在武汉战事失利之后，不仅仅是湖北的革命党人对其颇多非议，就连同盟会内部的同志也对他抱有怨言，认为是他将原本大好的革命局势葬送掉了。如果不是江浙联军攻克了南京，不少人已经觉得这场革命将要再次失败了。
正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情绪中，同盟会的同志才会开始变得两极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同志认为，光凭革命党人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推翻满清的，应该利用袁世凯和清廷之间的矛盾，同袁世凯联手推翻满清才是正确的道路。
而以宋教仁、陈其美一派的同志则认为，武汉战事失利并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而是革命内部的事权不够统一，导致革命军这边令出多门，使得前线部队无所适从，这才导致了武汉战事的失利。
只是宋教仁主张团结各派组建一个临时政府，统一革命的领导权力。而陈其美则觉得应该干掉革命内部不服从同盟会的声音，建立一个完全由同盟会掌控的革命政权。
宋教仁、陈其美这一派人数本就不多，还各有一套想法，因此自然远不及支持南北议和的汪精卫一派声音大。随着南北议和的声音开始占据同盟会同志的主流意见后，陈其美终于铤而走险对送上门来的陶骏保下手了。
黄兴心里明白，陈其美的行动虽然不是他所指使的，但根源却在于他所指挥的阳夏保卫战的失利，从而导致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始失去了对于革命的控制能力，这才会有了这件突如其来的杀人案。因此面对同盟会同志对他的抱怨，他只能保持沉默。
楼下的大会议室内，各省代表都已经等的有些不耐烦了。此时的联省代表会议已经聚集了，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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