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唐绍仪率北方代表团抵达武汉，但是旋即又因为宋教仁等同盟会主事者的坚持，转往上海。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但是下了船的唐绍仪等人发现，来迎接自己的只有伍廷芳、汪精卫、温宗尧等数人，其他同盟会高层均未到场。
虽然名义上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之首脑，但是实际出面接待北方议和代表的却是汪精卫。汪精卫因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而声名鹊起，虽然借助革命的爆发而获释，但也因此令他错过了参加并领导革命的机会。
不愿空手南下沦为革命边缘人的他于是便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联袁倒清，实现共和”。他之所以想走这条路，就是因为其在北京坐牢时发现了满人宗室和汉人重臣之间已经失去了互信，他认为袁世凯未必想做、会做第二个曾国藩或李鸿章。
在袁克定的引荐下，出狱后的汪精卫前往了锡拉胡同袁宅内谈了三个晚上的共和学说，看到袁世凯渐被共和之说吸引，其又推荐魏宸组加入商讨。魏宸组为人善于词令，和袁世凯连谈数晚，袁终于不再坚持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
汪、魏两人当时便对袁说道：“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世凯终于有所意动。而汪精卫和杨度又得袁世凯50万巨款筹办国事共济会，声称要调和南北，但在客观上却替袁世凯稳定了北方的人心。
黄兴在武汉对抗北洋军失利后，终于改变了以武力倒清的坚持，于12月9日向汪精卫发电曰：袁世凯若真能倒清，便请项城充任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在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革命委员会又在关外击退日军的局势下，黄兴做此180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但是对于身在北京的汪精卫、魏宸组而言，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至此他们这些和平派终于取得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进程的把握。
于是这才有了南北议和之基础，而汪精卫虽然不是同北方议和代表同期南下，不过直接走海路前往上海的他却更快抵达了上海。此时的汪精卫除了是伍廷芳的参赞外，同时还是唐绍仪的参赞，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南北议和的主持者。
在北方议和代表眼中，汪精卫可算得半个自己人，于是在码头寒暄了一阵，众人被接上马车前往英租界旅馆时，汪精卫借着和唐绍仪同乘的机会，向他解释了今日冷清的场面。
“克强和渔父前几日去了南京，一时尚未得归。加上南方同志对于议和还不甚理解，因此关于南北议和之事眼下还没有传播出去，今日在码头上就不得不慢待各位了。”
唐绍仪对于汪精卫的含糊其辞是颇为不满的，他很快便说道：“南北议和如果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那么我们的谈判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不被公众接受的议和方案，在当下是无法获得和平的。”
汪精卫只能含糊的答应道：“克强和渔父很快就回沪上，到时本党同仁必能达成一致。当然，我们眼下更为重要的，还是先确保南北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只有在这个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国人才不会多加抵触，则国家之和平可期。”
唐绍仪不由问道：“什么样的共识？”
汪精卫这次倒是实话实说了，“自然是建立共和政体，清帝逊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国人才不会反对南北议和，本党同仁才会支持项城出任首任中华民国大统领。”
唐绍仪沉默良久，随又问道：“同盟会能否担保，关外之革命委员会也接受议和之结果？革命委员会有无代表参与议和？”
汪精卫许久没有回答，过了足足数分钟后，他才压低了声音说道：“若是议和结果能够被国人广泛接受，那么革命委员会也当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和国人的意见对抗。至于议和代表中确无革命委员会之代表，不过克强和渔父此去南京，正是要同革命委员会代表沟通，我想他们是会带回好消息的。”
对于汪精卫的不尽不实之言，唐绍仪是难以接受的，不过对方有一句话倒是打动了他，就是谈判的基础当在共和政体同清帝逊位这两点。作为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虽然和袁世凯关系密切，但是他确实是支持共和制度的，而且他也认为在当前的时局下帝制已经毫无希望。
虽然如袁世凯等一些旧式人物，还觉得中国大多数人是赞成君主制度的，而袁世凯自己也并不想当篡国之臣。在这些旧式人物眼中，即便今日的中国吸收了多少外国文化，但中国社会依然还是那个在三纲五常制度下运行的社会，没有一个皇帝在头上，中国人又该向谁效忠？
但是在唐绍仪看来，时代确实已经改变了，因为满清这个外来政权的无能统治，皇帝这个名号其实已经和满人捆绑在了一起。随着满人入关对汉人屠杀事件的再传播，加上满清这数十年来对外丧权辱国的行径，此时在有智识的国民心目中，皇帝就是一切罪恶之根源，既满人对汉人之压迫，维护帝制就是在为满人张目。
故打倒帝制就是排满之先决条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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